裁判现身说法：“做裁判是我最英明的決定”

谁想当裁判?那些想到处游历、认识朋友的人们,还有那些热爱并且希望贴身投入足球的人们。

在哈克尼沼泽中心一起谈笑的裁判们。

道格-普伦蒂斯在1977年于爱丁堡的一些公园开始担任裁判,他在1986年至1992年的七个赛季是苏格兰成人足球比赛的裁判。道格出自足球世家,爸爸约翰曾经效力哈茨等球队,并曾经担任苏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于1966年率队与贝利等球星领衔的巴西踢成1-1平手。道格的哥哥阿伦则曾经效力梅多班克蓟叶(利文斯顿的前身)及哈密尔顿。 “我想在足坛里工作,但我踢球的天赋不好。”他说道,因此他走上了裁判这条路:“做裁判实现了我的抱负,这是我所作最好的决定,我在世界各地认识了许多朋友,彼此的友情维系至今。”

现年62岁的普伦蒂斯在三十年前移居到布里斯班,仍然从事裁判的工作。澳职联是澳大利亚男子足球最高水平的赛事,今年踏入了他在这里担任裁判顾问的第十个赛季。对于担任裁判而要面对的一些难处,他已经近乎是处之泰然。 “不论是在各种水平,足球运动自始至今就有攻击裁判的现象。”他说道:“我认为有部分人是专门带着这个目的来到比赛现场。有些时候,青年队的家长显得最恶劣,我见过他们在球场的到处发疯、叫骂及闹腾。这种现象不局限在足球,澳大利亚的榄球联赛很受欢迎,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纵使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他不想令人觉得足坛弥漫着敌视裁判的氛围。 “总括来说,尊重裁判的人要比不尊重的多,我认为大部分裁判也会同意。我在近年有幸回到英国,有时也会去美国,通常与足球及裁判的工作有关。我总是能够与一些认识的人们重逢,我们会一起回忆往事,这样的经历难能可贵。”

维姬-阿伦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乞力马扎罗山担当一场比赛的裁判。

虽然维姬-阿伦未满30岁,但她已经在裁判生涯里攀上了高峰,确实是字面意义上的攀上高峰。她在2017年来到非洲最高山峰乞力马扎罗山接近山顶的一个火山口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比赛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地方进行,创下了国际足联的纪录。这场比赛是一个名为“平等竞技”的组织所举辧的一个活动,组织旨在消除体坛的性别障碍。

“爬山就花了我们七天的时间,我们还要携带着所有的装备和用品,包括门柱。”阿伦回忆道:“我们用白粉在火山灰上划线。在这么高的海拔上,一场90分钟的比赛相当于是六个小时。”她表示有女孩子莫说是踢足球,连出外玩耍也不被允许,这种现象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有,这激使她更有动力坚持下去。

她在苏格兰出生,父亲克劳福德-阿伦是一位顶级裁判,已在2017年退休。要追随父亲的步伐,她不得不克服困难。 “不断有人告诉我'女人不会做裁判',但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当我年满16岁的时候,我随即就接受培训。”她在数个月内就取得苏格兰足协的裁判资格。在十年后,她不仅曾经在坦桑尼亚令人目炫的高海拔上执法,还在同一个组织举办的另一场比赛担任裁判,那次是在位于约旦的最低海拔。在本赛季,她曾经在欧冠女足执法过马德里竞技的比赛,又为一场欧洲杯资格赛担任裁判。

阿伦经常在苏格兰女子超级足球联赛担任裁判,同时又在苏格兰东部的男足联赛担任助理裁判。 “在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足坛上只有很少女性裁判可以作为我的榜样,但现时已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女足世界杯的火热及像凯莉-科克布恩和洛雷恩-沃森那样出色的裁判。”阿伦说道:“我想继续进步,尽力做到最好。做裁判让我的人生更美满,这样的角色使你会成为团队领袖,要做许多决定。这让我变得更自信,我在世界各地交了许多朋友。”

她是怎样应付球迷的攻击? “我在大部分时候都会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但人们需要知道我们有时候都会犯错。我们也不一定在离开球场后就彻底抽离,我会跟父亲讨论足球场上的事情及交流观点。”她说道。

阿布罗斯对爱丁堡城的比赛在盖伊菲尔德公园球场上演。

克雷格-贾丁踢过业余联赛,那些比赛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裁判的执法水平有时会备受质疑。 “最可笑的一次是我们在因弗利斯公园踢的一场比赛。”贾丁回忆道:“我们的门将太烂了,对手的一个界外球直接被掷进了球门。我们说道:'这球不算进,界外球是不能直接造成进球的。'不过裁判却说:'不,这是进球。'结果我们以0-1输了。”

在另一次,贾丁遭对手从后侵犯,严重程度使他以为自己的腿断了。 “我觉得裁判应出示红牌,但裁判居然认为连犯规都不算。”后来对手的一次铲断终结了他的球员生涯。 “我跛着腿回到更衣室,然后回到自己的车上,并在想道:'我要让他们知道比赛该怎样判,我要当裁判。'”在经过一连串的面试和考试后,贾丁开始执法U13的比赛。 “在那个年龄段,你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出自那些小孩,而是教练。从比赛开始前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想掌握你的情况,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里。”

有一次,贾丁在马瑟尔堡执法一场U14的比赛。 “踢了五分钟后,有一位球员在我面前跌倒在我的脚上,另一支球队的队长哄然大笑,我也笑了。那场面确实可笑,但跌倒的那位球员受伤了,主帅走到我面前直接说道:'裁判,你令我的球员受伤了。'我说道:'我没有,他自己跌倒了。'接着整场比赛的氛围变了。当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你会不由自主地更偏向另一支球队,但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要保持中立。那场比赛最后顺利地结束了。”

在贾丁的执法生涯里,最艰难的一场比赛是一场U17苏格兰杯半决赛,地点是在利斯海岸,对赛双方分别是来自格拉斯哥的一支劲旅(他至今依然不想指名道姓提及这支球队)与利斯竞技。 “最初只要大约100名观众,但人们从客队的球衣识别到那支球队的身分,纷纷涌了过来。最后有数百人在场,我只能独自应对。”

利斯显然是更弱的一队,但在比赛将近结束时,他们领先3-0。 “那支格拉斯哥球队开始以势压人,他们走进场内向我叫骂,局面开始失控。一位利斯球员的铲抢用力过猛,我正准备出示黄牌。不过另一支球队的主帅走过来喝骂我。接下来又有几次激烈的身体碰撞,然后他们开始打斗了。利斯的主帅出面协助我把球员分隔,另一支球队的主帅则试图要我腰斩比赛,择日重赛。我们竭力让比赛得以踢到完场。我当时在想:'这个周末的下午太累了,我想回家。'”

事件还没有结束,那支格拉斯哥球队向苏格兰足协投诉,他们说那位利斯主帅袭击他们的一位球员,贾丁要接受苏格兰足协的传召。 “他们向我说道:'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否则要么就重赛,要么就把利斯淘汰掉。'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们,说明了那位利斯主帅并没有做错,他协助了我处理当时的局面。如果你决定重赛,我就不会再执法。他们听取了我的意见,这很好。”

威尔士一场格兰康威对兰鲁斯特联的比赛。

德里克-霍尔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裁判,在过去大约30年负责培训其他裁判。 “在我开始做裁判的那时,拿到裁判资格后就要马上在公园独自开始工作。”他说道:“你要记得在裁判生涯的初期,大部分时候都只有你自己一人,没有助理裁判。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自行解决问题。”

“今非昔比,现在的裁判有更多的资源支持,但裁判最早就可以在16岁开始执法,少量站在边线上的家长就可以带来麻烦,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球员不把你放在眼里。不过,绝大部分俱乐部都知道他们需要裁判在场,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合作。”

“期望与现实之间需要找一个平衡点,一些家长或者会以为像皮耶路易吉-科利纳这样的裁判会来执法子女的比赛,但那是不可能的。你也不会期预期每位中场的传球都是精妙绝伦,或者每位后卫或射手的表现都总是优秀。如果球员需要时间去成长,年轻的裁判也需要,他们会犯错。”

“在我当判的时候,我的信条总是这样的:如果场上发生的一些事令你感到不快,不管是你自己的过失还是其他事情,不要总是放在心上和担忧。我们要保持正面和开放,如果我们无法创造这样的环境支持裁判执法,这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年轻的裁判。要留住我们的裁判或许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其他具吸引力的选择。裁判的工作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是十分望而生畏。16至17歳的裁判相对上比较软弱,因此他们要受到更多的保障,与同龄的年轻球员一样受到相同的保护,让他们免受伤害。”

“如果场外有人生事,特别是家长咬着你不放,影响你的信心和表现,你应在比赛停顿的时候向俱乐部官员反映,千万不要与观众接触。你要向俱乐部官员说道:'那人支持你的俱乐部,但他的言论不可接受。'即使是在公园里,俱乐部都必须要应对这样的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实质的袭击非常罕见,霍尔说道:“我从未被袭击过,大部分裁判也是。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媒体的报道会铺天盖地而来,但有时候无补于事。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应让警方处理,不管肇事者是谁。”不过,为何只有少数球员会因恐吓裁判而被罚下呢? “裁判的执法只能建基于事实,除非你能锁定那位球员,否则你可能不知道谁说这样的话。”

霍尔之所以会穿上黑衣执法的历程与普伦蒂斯类似。 “我以前是门将,但水平不行,又不想就这样离开足坛。除了转职为队医或管理人员,我选择了以裁判的身分踏足赛场。我可以到处游历,我在数个月前去了中国为一项赛事担任裁判。我的一位朋友有幸在巴萨作客哈茨的那场比赛担任助理裁判,梅西及埃托奥也在场上,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多年前看了《爱丁堡晚报》上的一则广告让我走了这条路。”